世说新语：西班牙没有眼泪 | 宋剑雄
西班牙人以60人（或2～3千人）入侵中国的计划，对于今天的中国人看来，象似理智正常的天方夜谭、夜剧。然而在当时，其实是有思考基础的。
——题记
文 / 宋剑雄
编辑 / 丁引
（1）
西班牙一直是我向往探究的一个国家。 16世纪，中国明朝中叶，西班牙曾是当时世界的海上霸主。事实上当时的西班牙还准备吞食并割裂中国，派“4～6名总督分而治之。” 据西班牙人自己透露，西班牙应当是最早的有完整且详细侵华计划的国家。 1576年（明万历四年，鼠年），在殖民了吕宋岛（并以菲利普国王的名字命名为菲律宾）后， 总督桑德给国王的新规划报告中，提出征服中国计划，并认为“这项事业实使容易，费用也少……有2000～3000人，便足以占领所要占领的省份……之后征服全国。”然而这个“周到完善”的计划，相比较稍早些时候职业殖民人士雷克尔提交的计划书，却显得过于胆怯和保守，据后者的设计：“派60名不到的优良西班牙士兵，就能够征服他们。”
西班牙人以60人（或2～3千人）入侵中国的计划，对于今天的中国人看来，象似理智正常的天方夜谭、夜剧。然而在当时，其实是有思考基础的。 首先当然是明朝让人垂涎欲滴的富有。明朝GDP（国民生产总值）为当时世界总GDP的 45%左右 （万历朝时为55%）。 据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数字，明各级政府的年税收在白银（折算）4000万两以上。明朝人口6千万，税率5%以下，4000多万量白银税收折射出明朝人均收入将近20两白银，可买米3000多斤。2007年中国官方向世行确认的人均国民收入为1740美元，可买米也约3000多斤。明朝时地产属私有，没有（大学）学费、房贷和物业费、通讯费、电器和交通费用等负担。 这样算来，明朝时百姓大致比2007年中国百姓更为富裕些。西班牙修道士马丁·拉达的《中国札记》，通篇描述1575年当时中国南方的富裕景况： “……有大量的牛、猪……极多的羊和其他食用动物，它们不值钱。养在河岸的飞禽是那样多，以至一个小村子每天要消耗几千只 ……中国人中举行宴会，超过世界上其他的民族，……” 事实上，类似的描述也泛见于《列朝诗集》（明诗选本）中，例如“稻粱满地悲鸿旧，驯得沧波万里鸥”，“醉斜小杜吴王国，错认扬州十里红”，“竹窗遥列岫，花树密围墙。兔捷罝施路，鱼肥笱在梁”等。明中晚期知识分子直言犯上几成时尚，没有理由怀疑这些诗歌属粉饰太平虚承假捧之作。（明后期文官的抗上邀名风气一度泛滥，后招曹雪芹讽嘲，说他们“念两句书淤在心里，若朝廷少有疵瑕，他就胡谈乱劝，只顾他邀忠烈之名，浊气一涌，即时拚死。”——贾宝玉语 ）
西班牙对于入侵中国之饱满兴趣和信心的另一个原因，是当时的明朝经过嘉靖朝的荒唐腐败，明早期的强悍不复存在。崛起时的西班牙人未曾见识或体味过（也幸运的错过了）郑和的航母舰队。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同时期西班牙在美洲的探险收得了暴利，异常而迅速地强盛起来。史料记载当时全世界开采出来的黄金白银，80％以上为西班牙所得，“远远超过了西班牙所能承受的极限。” 殖民期间，西班牙从美洲获取了共4千万两黄金和16亿两白银 （几乎相抵当时明朝半个多世纪的财政总收入），西班牙被称为“黄金漏斗”，着实是委屈了她。
记得有一则童话，某人一日惊见了大堆的财宝，他心急火燎的用双手大把大把的往家里捧，但因为捧的实在太多，财宝不断的从指缝和手臂孔隙间洒漏出来，以致很多财宝撒在了路上而被别人捡走。当时的西班牙相当接近这种状况。据张兆裕的《晚明社会变迁》，十六世纪美洲产白银，通过墨西哥市场和菲律宾贸易中转，流入中国每年达300万两。 后来中国清朝成为“白银大国”，晚清时还前后应了约9亿两白银（平均算每个子民摊到2两）的巨额战争赔款，明时西班牙人不情愿间帮的这个忙不可谓不大。
16世纪另一重要事件，是代表当时美洲最高水平的数学、天文历法、和建筑技能的玛雅文明，在鼎盛之际如一夜间消世而去。世人普遍的认知是西班牙人在殖民美洲时，“如同路人随手折下路边的一朵向日葵”一样，随意方便的铲除了这个“异教文化”。据西班牙神父狄亚哥·迪兰达记：“搜查到大批书籍，全是迷信和撒旦谎言，我们干脆一把火把它们烧尽。”上世纪80年代，一支多学科考察队针对多处玛雅遗址，历时数年考察，得出结论认为玛雅文明毁灭的真正原因可能并非在西班牙人，而是玛雅人内部财富及权势争夺引致的内战与灭族屠杀。可能的一个附加因素，似乎出于玛雅人对自身预言的遵从，自灭和被人消灭像是他们正等待的历法预言命运。曾经有玛雅部落头领面对入侵者时这样说：“我们背离神的日子还未到，请四个月后再来吧！到时我们将履行预言。”
（2）
2010年底，陪妻去看望在马德里读书的女儿，踏上了去西班牙的行程。 这个曾经的日不落霸王帝国，他如今的面貌让我神往。2010年冬天是西班牙二战以来经济上最艰难的冬天。早于二年前的房地产泡沫破裂，已使近二十万西班牙人失去了自己的房屋，国家濒临破产，20%以上的劳动者失业。在阿姆斯特丹（半夜转机）往马德里的飞机上，我邻座一位西班牙中年男子，留着卡斯特罗的胡子，外貌上似有几分像三毛的荷西，但脾气显然不见荷西那“爹爹，你跟Ｅｃｈｏ说我买摩托车好不好？”的温柔。落座不久，他便开始对我和另一边的邻座（来自华尔街的经纪人）恨恨倾诉起当下欧洲与西班牙的糟糕经济现况，怒恚银行收回他及其他妹妹家房子的邪恶和不公，摧肝之情，滔荡于表。他坚定地认为目前情况下，他欠西班牙和整个欧洲一场巨浪式的革命。时时，他还忘情的展开双臂挥舞，很让我提心以防他臂膀挥到我的脸上或头部。我没有试图打断他滔滔不绝的言语，心中记着那一句刚学到的西班牙谚语：“我最讨厌的事情就是当我打断别人说话的时候，别人还在滔滔不绝地说。”
夜晚的天空渐渐向机舱弥散着苍凉，暗灯让人昏睡，四周寂静下来。我的这位邻座撕裂呐喊一直不曾停息，看上去他就如旷野中一只无助独狼在凄喊。 一直试图帮他解析原委和排解困境的那位华尔街人，在遭其近半夜的鸭对鸡论和无厘头批驳后，终于耗尽性子，忍无可忍地请他（你丫）闭嘴 （shut up)，并神情激动地明确告诉他其所有的愚蠢抱怨不带有一丝的建设性视野，因而不顶任何屁用。 自然，这位哥不是“丫”，但他并不太在意这样的境遇，他转过头来对我摊一摊双手，眨了眨左眼，以示对华尔街人气急败坏的退下阵去爱莫能助。不过，没有了“挑战性”辩论，事情变得无趣，他稍显不甘的自我咕哝一阵后，便塌下头来入睡了。他发出的呼噜远比他醒时的呐喊让人不得睡眠。
抵达马德里后，在机场提取行李时，我惊讶发现我的这位邻座兄弟提取的是一付长长的滑雪板和一个绿色大旅行袋。 显然，他是从北欧的某个雪地度假村归来。 我见他拿出手机，与人兴高采烈一番言语。 电话完后，转身时，他看到了我（一个还算耐性的倾听者），递过来一莞孩童般羞涩的浅笑，随之吹着轻快口哨优然踩步离去......他飞机上的怨怒，愤恨，和忧伤，或许还有无助，以及“巨浪式革命”之计划，似乎已统统卸给了天上的浮云。他留给我的背影没有忧伤，没有任何恼人情绪。随后几天里，西班牙也不再有另一个人让我见到忧伤或悲愤。
“太阳时间长了也会熄灭的！”—— 菲代尔·卡斯特罗。
十来年前，我曾带过一个西班牙裔的短期实习生，她很想会说汉文，但没时间学，所以请我教她一句实用且朗朗上口不会忘记的汉语。我就教了一句“搞什么名堂？” 结果，她学得认真，用的也认真，并显一种已学得武艺的气概。每逢人（不管华人还是洋人），她就来这一句“搞什么名堂？”
卡斯特罗搞革命，尽管是山寨革命，但他搞得也很认真。
认真是一种西班牙人血液的东西！有书为证。
（3）
比起如梦的夜晚，马德里的白天平凡的有些寂寥。云淡天闲。卖艺（或许不卖）的人们在街头和地铁口拉琴弹唱。或许是圣诞期间，曲目大多浅显喜乐，有路人随歌而舞。街上的行人多数祥安无燥地串行着，没有执着地奔忙，只有随意的过往，那迈步的温吞，翻动不了垂躺在地的残叶。夹街的冬日梧桐早已脱叶，在苍白无力的阳光中抱风而立，温顺如仪。历史的骄傲仿如昨日晨露，早在空气中散去，让人嗅不到一丝当年海上霸主的浩荡之气。
马德里城以太阳门广场为中心，分十条街道向四周弹射出去。中间的街巷接点处则缀以喷泉或者花坛。比较时下华夏城市的新贵大派，马德里街巷窄旧老派，浸染着一种低调的沧桑。半圆形的市中心广场因著名的太阳门而建。西班牙国家中心“零公里”地标便设置在这里。1808年5月，法国入侵3个月后，西班牙人在太阳门前开始了抵抗拿破仑占领军的战争 （西班牙著名画家戈雅的《枪杀马德里保卫者》描述的便是这一事件）。
太阳门广场和周边熙熙攘攘，是马德里的闹市区。有游荡兜售的小贩，轩静凝立的行为艺人，歌舞自娱的弹唱歌者，踩街的情侣和游客，也有静静相伴时光流淌的闲坐老人。我试图寻访西班牙小说家塞万提斯当年在此游荡与人胡吹海侃的踪迹，但很快明白这很徒劳而放弃了——并非是历史的骨灰轻浮，是世尘丘积太急厚了，“清醒”的西班牙人，也跳不出这命。我在一个拉手风琴的老人边停住，老人坐着如风霜雕塑，但穿戴体面，牛仔帽稍压着看似半盲的眼睛。他面前有一约3岁女孩，爬卧在清冷的鹅卵石地上，双手支着她天使一般的脸庞，专注听着老人的琴声。女孩的父母在稍远处站着看视。阳光从对面的围屋上斜切下来，在女孩和老人周身溅起着一道金色碎光，让人幻觉他们罩在了一个神护的隔离时空中。 我拿起相机希望留住这舜间画面，老人没有抬眼，轻微挥了挥手。我以为闪光灯扰动了他，有些羞愧，陪同的女儿却是乖巧，赶紧拿出几个钱币放入他坐椅边的小盆里。
总之，玛雅文明的毁灭既没有让西班牙殖民者费神耗力，也不曾见其有牵肠挂肚，“兴亡往事置勿论，千金不惜酬歌尊”，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过去的就这样过去了。。。 然而，西班牙人这样的率性，却让今天的人们吃尽苦头。人们竭力要破解这个文明曾经提供的预言：地球在历经玛雅大周期5125年后（公元2012年），将迎来大剧变。见证过玛雅文化的人，没有人敢轻于忽视玛雅历法推算得出的预言。原因很简单，玛雅历很精准，退回三千年前，玛雅人已然知道地球绕太阳一圈时间为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天。
1588年（万历十六年），夏，距桑德提交侵华报告12年后 （还是鼠年），本准备用来征服中国的西班牙“无敌舰队 (Armada）”，在多佛海峡欲给“邪恶的英国海盗”一个长记性的痛苦教训时，被英国人意外击败，一瞬间强虏灰飞烟灭，近百艘战船和二万多士兵沉落海底，无敌舰队几尽覆没。 西班牙海上霸主之位不再为继，世界格局裂变。没有证据表明当时的明朝庭对此有所耳闻并作局势对策分析，或者对英国人无意中送出的这巨大人情表示酬谢。26岁的万历皇帝正痴迷于修他的寿宫吉地（定陵），“万历中兴”的短暂昌荣因皇帝对张居正的反攻倒算时已坠落；海瑞和戚继光已于稍早前谢世。自偶像导师张居正的道德形象在他面前轰然倒塌后，年轻的皇帝似乎对所有人失去了信任， 渐厌政事。 不几年后，万历以患病和“天下无一时可忧之事”为由，宣布“静摄”，不再视朝，怠政罢工（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达30年。
也在1588年，30岁的努尔哈赤在东北统一了女真各部，創制滿文，谋图华夏内地。同一年，一个婴儿在湖南呱呱坠地。这个婴儿不一般，50年后，风雨飘摇的明末，他官至兵部尚书，崇祯帝说是“恨用卿晚。”面对清兵入侵和农民军起义，他执迷不悟地死守他自创的一个“安內方可攘外”六字金刚音，而被人（彭仲谋）痛骂他为“险夫”，“一言而亡国。”然而他的这个六字诀，被后来的历代统治者奉为座右铭，而成了天下人都知道的“名言”——他是，楊嗣昌。
大约200 年后，1807年（清嘉庆十二年），西班牙再遭拿破仑铁碲践踏，这个一度为世界最强盛的大殖民帝国由此一地鸡毛，渐是黄花相随西风落。光绪24年（1898年），美国为侨民利益，出兵痛击元气稍复的西班牙，歼灭了其远洋舰队。巢之已覆，卵自不存，西班牙让出菲律宾、关岛、波多黎各、古巴等殖民地，终沦落为在列强议餐桌上叨陪末座的病汉。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西班牙风吹马耳，不关哥事，没有（可能也无力气）派兵参与。
不管往事如烟，还是伊心依旧，如今的西班牙人看似按照上帝编好的流程平静地生活着。有次在地铁里，上来一位华发骀背老者，衣帽老式却楚楚服身。我起身请他坐，老人拍拍我的肩膀，安详淡然但很意决的示意我坐下。这让我有些忐忑，不知是否伤到了老人的自尊。车厢白净空旷，扶手站着其实也是很舒适的。便是在那一舜间，似乎我触觉到些许我一直在寻访的西班牙人沉淀在内心的骄傲心气。西班牙政府目前面临经济崩溃的困境，拒绝欧主央行援助，摆出穷不志短（并似乎也在设法“穷则思变”）的姿态，固然出自这个民族乐观和生不言败的天性。但一定也有很大一部分因素源自这种从未消失的西班牙骄傲与心气。这些因素注定了唯西班牙可孕育出文学大师塞万提斯，而堂·吉诃德只能出生于西班牙——就像唯华夏大地方可孕生出老舍和骆驼祥子一样。那背着滑雪板吹着口哨离去的机场背影，正是西班牙人的一个缩影。 他不会是去承受或者寻访失去房子和工作的苦幸，而是去迎接或者开劈他新的生活。其实往事并不惘然，当年切·格瓦拉潇洒挥别古巴的胜利云彩和高位，怀着“永远对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非正义事情有最强烈之反感”的精神，只身前往玻利维亚解救那里的人民于苦难。 除了强烈的共产主义信念，化身山脉的上帝情怀，深植骨髓的西班牙人之堂·吉诃德精神，必是切·格瓦拉之坚定驱力。这种精神在他给父母的辞别信中一露无遗：“我的双脚碰触到这匹羸马的肋骨……我手挽战盾，上路前行……我用艺术家情趣磨炼之意志，支撑我摇晃的双腿和疲乏的肺腑，干下去……”
（4）
在马德里我意外的第一次听到了对中国人团队精神的赞美。这种赞美来自一个美国人在切深体会了西班牙人独立精神后的由衷流露。艾林是与朋友一家一起从芝加哥来，看望在马德里学习的女儿，后者巧是我女儿朋友。圣诞节晚，马德里各餐馆关门，只有三两家中餐馆接受预订晚宴。女儿有准备，早早的预订了。也请了艾琳与她的朋友们。二十多年前艾琳也如她的女儿和我的女儿一样，来这里做过一年交换学生，从此迷上了西班牙。 热情狂野的西班牙风情，绮丽袒露的地中海风光，雅致而谣言丰富的咖啡馆，还有混杂伊斯兰风味的欧式古建筑，似乎，西班牙的一切都让艾琳迷醉，魂牵梦绕。诚如蔡依林唱的“马德里不可思议，突然想念你，”艾琳想念了，便来了。 这是她过去20年中 （除工差外）的第10次西班牙度假旅行。
艾琳教授英语，去过中国，她与中国和西班牙的几个大学有时常的工作接触。她说她很喜欢与中国人一起工作，简洁高效，只需与负责的头儿商量好计划，其余的一切便OK了，高枕无忧。但是，很但是，她却很头疼与西班牙人商议工作。一个10个人的西班牙团队，往往有11种不同的观点（10种正确的和一种错误的）。而且各不相让，争论不休。很多时候，当继续争论或不争论之意义皆已不复存在，时机已流逝而去，这种“爷们间的争论”且尚未停止下来。
艾琳的这番话固然有趣，还富美意，却让我有些心生唏嘘。其实这种独立自由的个体精神，正是中国人数千年来一直企求而不得的东西。由夏代开始并由周公完善的封建礼乐制度，以及由此催生的国人之强烈民族意识和君父情结，成了中国人独立自由精神发育的最强力缠脚布。在这个封建礼制的框架内，中国的思想家有过弄世玩世的老子，安抚理世的孔子，强人爱世的墨子，逍遥拒世的庄子，唯独的，不曾有过思想空灵独立于那礼制框框以外的论者 （或者说能幸存下来的思想传播）。即便人格可与“日月争光”的屈原（司马迁语），“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也根本没有脱掉礼教枷锁，某种程度上甚至可说，他是完全因为乞附这种礼教而成牺牲的---虽然他的牺牲是为了正受苦难的民众。《离骚》通篇充斥着他被君王冷落而报国无门的冤屈倾诉。而在《九章·橘颂》中，他说“独立不迁，岂不可喜兮？！”----向君王乞求“独立” 和理解万岁，正是屈原不能自拔于这种缘木求鱼的矛盾泥潭之悲情注解。而心如明镜的曹雪芹，借贾宝玉以呼求挣脱礼教枷锁，虽不得已但也算不得是太委屈的事了。
马德里（Madrid），水草丰盛之地的意思。1561年 （明嘉靖40年，戚继光在台州正战来侵倭寇），继承皇位刚5年的腓力二世将王宫从华拉度列迁入马德里，这个曾经为摩尔人边贸站的村落从此成了西班牙首都。后来的事实证明，腓力二世这次的迁都给他带来的风水甚好。在他治下的43年间（1556—1598年），西班牙国力到达其前所未有（也后不再继）的历史巅峰，一度成为世界最强最大的帝国。
马德里是欧洲地势最高的首都，位于伊比利亚半岛之梅塞塔高原，海拔６７０米。 但是谚语“从马德里去天堂”并不表示它的地势高而成上天捷径（实际上它比山西太原城还低100米海拔），而是表达那里300多万人“且由俺、快活则个”的欢腾之地意思。据女儿告诉我，马德里的白天是晚上十点钟以后开始的。西班牙人一般晚上九点钟晚餐，餐后上街，涌向酒吧、舞场、和歌厅。西班牙人热情的本性在酒后会变得肆意，“山翁今已醉，舞袖为君开。”街上的醉仙们时会主动要求帮助路人，但哎咿呀：风露一枝常错插，拉郎认作女儿家，身在闹市浑不觉，见是车来呼骑马。俺是传说中的风中哥哥，戏文里的俊俏君郎......
为求馬德里“白色夜晚”之效果，已是捉襟见肘的市政府从羞涩囊中每年掏300多万欧元 ，将圣诞市区的街道灯饰得流光溢彩，花样万千，颇似那隋炀帝“灯树千光照，花焰七枝开”的斑斓灯海。我向毛主席保证，那确是天下独步的耀眼西洋镜。如果你没有去过没落晚唐帝都的元宵灯节，来马德里大概也不多耽误。“月色灯山满帝都，香车宝盖隘通衢。身闲不睹中兴盛，羞逐乡人赛紫姑。”——这事确实无法怨李商隐先生的牢骚，因为那太勾人神往。而当晨曦第一缕白光悄然挑开这山城夜幕时，马德里街头另有一番景致，凡唐人也是无人不识，且油然出一种饱谙经史之慨叹，贤者蔽然但无法装成看不见：“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
我没有搞错，这是马德里，公元2010冬。
（5）
我不清楚500年前那个征服中国的计划，在将来的某一天会不会再回到西班牙人的议事餐桌上。人类历史螺旋式轮回前行的规律，似乎不排除这种可能行的存在。当然，这取决于诸多因素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合拢。首先自然是西班牙再次强盛起来。西班牙人安天乐命也富冒险进取精神，其再次掘起和强盛起来，似乎只是个时间问题。（上帝若某日再降赐他一个如美洲一样的大宝藏而使之大发起来，也非断无可能的事---据西班牙人士称，至今沉睡于大西洋海底的无数金银财宝，大多属于西班牙当年运宝路上的沉船）。其次，同时代的中国能否被征服。不过，这个因素可能不会太被重视，因为它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而重要的因素是，那时的中国是否值得征服，例如有没有不公平地拥有了过多的鸡鸭牛羊，精美得过分的瓷器，以及穿在女人身上使之美艳极伦的丝绸缎子。
在闻名于世的马德里普拉多美术馆里，有一幅Duan de Sevilla （端·塞维拉，1590年？）作的油画，至今在我心头缠绕。在丰富的典藏中，它只是平常的一幅文艺复兴时期表现泛美的男俊女靓之人文思想油画。画面上一对中年男女，衣着华贵，背景宫廷味浓厚，没有像同时的大多数油画“充满了愉悦观众的感官刺激和感性光辉及享乐主义风尚。”这当然不是此画吸引我特别注意之理由（我不是无愉悦的无感性者）。吸引我的并完全把我罩住的是那贵妇人身上所着，那是一件看着极为华贵的镶着浅黄梅花图案的猩红色丝绸披肩长衫。据说当时绘画界心照不宣地流行一种取巧的凹凸镜投影图像技术，帮助绘出乱真的色彩和质感。我不清楚（也不在意）端·塞维拉是否使用了凹凸镜投影，只见那画中衣服逼真的足以让人清晰看到丝绸面料上匀称的经纬线。那鲜艳、明亮、均正的光色传递着无需摸触的光滑与轻柔。便是我这样的外行人，也能确定这是最高质量和等级的中国丝绸缎，新如刚出。绸缎体贴地披泻在贵妇人身上，如自然生出的美艳肌肤，即便是那衣服的折皱处，也仿如生命涌动不能藏住的华丽春色。这幅画犹如时光隧道，开通到500年前明朝江南某一织染局的繁忙场面，让我惶惶，情怯而不知如何面对我的远祖乡亲们，以致竟有些许的颤抖起来。上世纪80年代我在北京读硕士生，学校与故宫博物院仅约10分钟的步行距离，期间我数次见过在那展出的明代皇家丝绸品，但从未有今天这感觉。常是灰暗的色调，似乎浸透着太多的皇家血腥和苦楚，沉淀着厚重历史和沧桑时光，让人负重和琢磨费神。
有一瞬间，我以为端·塞维拉画上那靓丽的丝绸缎其实尽说了西班牙上下500年历史。昨日缭绫自有来处，明日衣裳谁说不新。清楚了这样的意境，对于今日经济困境之过分挣扎或忧虑便居显多余。西班牙人是对的：“解决经济问题没什么难的，唯一需要的就是钱。”而这个钱将是必然会来的。 人类社会的一切似乎都是有时段性的（不算上帝）。国家，朝代，文化，思想，都被时段衡量，在时段两端都会有其出生和消亡标记。区别只在于时段的长短而已。人类几乎所有的所谓“永恒”都只是相对于人的短暂生命而言。但可能有一个例外，钱。钱应当是正真意义上随着社会的存在而永恒存在，原因在于它承载产值且永恒流动，永远如水一样向着需要的低地倔强流动。既如水流，逆浪聚起，权贵敛财，也自然是必随之现象。而钱的这个流动性让那些守财恒福的思想变得愚蠢。历史上几乎所有的革命都是因钱的这个流动法则被破坏而引起的。故此，钱向需要钱的西班牙流动将是必然的，就像干旱的沙漠，其必然的迎来必是雨水一样。世人对钱的所有纠结，苦恼烦闷，兴高采烈，伤心流泪，其实都不由钱的流动法则引起，而是由钱向其流动的是否足够多（强度）和足够快（时段）引起。 西班牙人对此似乎了然于心。
西班牙无需眼泪，也不相信眼泪。如三毛说的：“在原本期待着炎热烈日的心情下，大地化转为一片诗意的苍凉”。
（2011年1月完稿，2013年11月修）
阿宋，全名宋剑雄，1958年生于中国浙江富阳县，原浙江中医学院学士，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硕士，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生理学、神经科学博士。现住美国威斯康辛。著"红楼时注", 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备注：插图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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